专家云集 高手论见│第四届保洽会之《“一带一路”国际保理与供应链金融发展论坛》

“一带一路”国际保理与供应链金融发展论坛

主持人：

中国服务贸易协会商业保理专委会副主任、鑫银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赵永军

对话嘉宾：

中国供应链金融（商业保理）五十人论坛主席、中国银行原副行长--张燕玲

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结构融资部总经理--马延辉

赵永军：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一带一路”国际保理与供应链金融发展论坛。我是中国服务贸易协会商业保理专委会副主任、鑫银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赵永军，很高兴担任本次论坛的主持人。

“一带一路”倡议正在成为我国参与全球开放合作、改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促进全球共同发展繁荣、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

“一带一路”的合作内容就是要联通沿线国家，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一带一路”的“五通”和我们供应链金融所倡导的商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的高效协同，是完全一致的。“一带一路”建设最终是要建成全球供应链的新通路。

首先邀请中国供应链金融（商业保理）五十人论坛主席、中国银行原副行长张燕玲做题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供应链金融市场机遇》主题演讲。

张燕玲：

女士们、先生们，大家早上好！

今天给我的演讲题目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供应链金融的市场机遇》，讲市场机遇有点超前，不是现在大家正在做的事。首先我看到这个题目就非常高兴，因为过去我们都是商业保理的大会，今年我们把它加上了“国际”两个字，这两个字加上了就说明了商业保理行业在升级，过去我们只在国内玩，现在加上了“国际”那就是要国际化，要参与国际保理业务。同时我们又说“一带一路”，这个选择点特别好，我们走出去要做国际保理，先从“一带一路”的国家进入，这是个非常好的起点。

但是，在讲之前，我们必须做足功课，一定要了解国际保理的规则，一定要了解“一带一路”金融市场上的情况，抓机遇首先要了解情况，了解“一带一路”特别是在金融方面的情况。

“一带一路”的精髓就是“五通”，其中的“三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都与供应链金融有关系。

首先是五年多来，有一大批项目已落成，包括铁路、公路、空路等，这些基础设施都建完了，这时贸易、经济就要发展。这六年中我们为沿线国家创造了大批就业岗位大概有16万个，增加沿线国家的税收到去年底已经达10亿美元。

因为“一带一路”的开始阶段是以基础设施为主的，很多国家路不行，还缺水缺电，在国际上建这些基础设施都是需要政府出钱或担保在国际上融资，这个时候的结算方式都是EPC+I/F，I（投资），我们做总承包，同时又带着投资，或者是F（融资），申中国的政策性银行给提供资金支持。EPC（总承包），E是设计、P是采购、C是建设，E+P+C=总承包。以前中国的企业往往是分包商，西方是总包商，把C分给我们，或者是P采购一些我们的东西，E的方面很少能抢到，现在E的阶段就是我们，但是很多大项目都要求欧标或美标，如果是欧标或美标时，我们往往就会邀请欧洲或美国西方的那些设计公司参与进来，这样就使我们的项目会很好地达到欧标或者美标。这里就需要有支付方式支持。P采购阶段也是一样，大的工程项目主要是中国的装备，但如果是欧标或者美标，在这里有一些电子器件等要去到欧洲或美国采购，所以P这里有个采购的问题，不影响项目的话，这个采购就要提前开保函、信用证，以便货物及时到位。C是建设，很多国家不允许外面的工人进入，只能在当地招募工人，所以除了给工人开工资外，还要给他们培训，这里面又产生了很多支付方式。I/F要结构性地对资金进行保值，在当地采购可能要换成当地货币，到外面采购还需要保值。这些东西都是我们供应链金融要做的，如果要参与到国际中，要量体裁衣设计供应链金融的话，这些东西必须得懂，不懂哪一个环节都不行，如果是EPC业主出钱，我们不加I/F的话，对方可能支付给我们的是当地货币、软货币，你不懂保值、调期，可能项目还没做一半钱就没了。

后来发展到项目建成之后要对项目进行管理，那就要进入+C,还要提供一些服务+S，比如购买零配件保证项目运行，这里面又涉及很多支付方式。

现在一带一路升级到第二阶段，就是有第三方合作，一些发达国家都参与进来，很多西方企业参与进来了后，他们的银行业随之一起来融资。现在又发展到直接EPC，我们不掏钱了，只挣工程钱，这其中的供应链金融更复杂，钱付给你后，在E的阶段、P的阶段、C的阶段钱怎么分配，钱还要保值、升值，还要进行资金池管理，这些都属于供应链金融的范围。

贸易畅通：我国在“一带一路”贸易上现在已达6万亿美元，对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超过900亿美元，还和17个国家建立了双边电子商务合作，贸易的结算方式大家比较熟悉，但是其中有个问题是绝大部分都是赊销O/A货到付款，所以使很多企业应收账款非常多。还有中欧班列货权问题，数量特别大，就是因为陆运提单（火车运输）不能代表货权，又因为班列主要经过的过去的华约和北约这两个不同的法律体系，所以使得陆运提单的改革很棘手，因为西方不太重视，美国不需要这个，欧洲区域是用的北约的法律。现在我们正在研究怎么克服铁路运单不能代表货权的弱点，使得融资更容易一些。如果供应链金融介入到了“一带一路”，对我们的应收账款的解决是重大利好。

前期是接贷款或投资以政策性金融机构为主。现在走向正规后，要以商业银行、类金融等金融机构为主。中资银行及其代理行遍布沿线所有国家，所以我们做供应链金融时一定要和当地的代理行或中资银行在外面的分支机构合作，现在60多个“一带一路”国家，中国银行有17个国家有分支机构，加上其他的银行也就有20多个国家，绝大多数还是要靠当地的代理行。这样就要保理和供应链金融机构必须熟悉国际结算惯例和当地特色。

机遇与责任是并存的，“走出去”之前怎么样抓住机遇，必须得明白机遇在哪里，风险在哪里，以及如何控制，这就要求我们在操作上必须得是国际化的，因为你的对象是一个对方国家的银行，要遵守对方国家的法律。我们做的业务不论是合同还是文件、单证都得规范化。同时最重要的是要透明，所以必须得熟悉国际结算的惯例和当地的法律。

供应链金融是什么，大家的理解都不太一样。我刚才分解讲到的那些业务里，供应链金融要提供哪些服务，大家会感觉它是要利用融资和风险缓释的措施和技术，对供应链流程和交易当中的营运资金的管理和流动性投资资金的使用进行优化。具体的就是八大技术，这是在2016年3月15日荷兰召开的第151次执委会上审议通过的，那时中国供应链是最热的时候，所以我想要赶快推到中国来，国际商会定义并不一定代表要求中国必须这么做，我们可以创新，但是创新的基础是要了解国际上的情况。这八大技术是经过五个最专业的国际组织联合制定，包括：ICC银行委员会、FCI、BAFT美国的金融与贸易银行家协会、EBA欧洲银行协会、ITFA国际贸易和福费廷协会，这五大组织联合做出来的产品应该是有权威性的。当时在批准时就说到了，虽然这些产品都是老产品，除了BPO比较新，因为供应链金融发展的很快，还需要很多新的技术融入。从发布的那天起，就开始征求意见进行修订，争取两年以后再出一个版本，现在三年了还没出，为什么没出？因为大家觉得现在制定新的规则还有一定的困难，还要把情况再摸清楚一点，特别是在这三年来，出现了很多模糊的事情，比方说保理及其变形方面做了反向保理，FCI已经做出来规则了，但是它的税务问题、披露问题还存在。美国次贷引起的金融危机以后，G20将金融稳定论坛变成了巴塞尔银行委员会下的金融稳定管理局，四大会计师事务所正向他们请示这些事情该怎么处理，所以很多问题国际上也都在探讨，国际商会银行委员会现在也出了应收账款指南。

所以如果想做国际供应链金融，先把刚才我讲的那些东西从头到尾捋一遍，才能够进去后不交学费，真正对“一带一路”添砖加瓦。

我就说这些，谢谢大家！

赵永军：

感谢张行长的精彩演讲，下面有请深圳前海金融资产交易所跨境事业部负责人黄勇諴做主题演讲。

黄勇諴：

大家好，我叫黄勇諴，我是前海金融资产交易所跨境部的负责人。

我的题目是《跨境视角下的保理与供应链金融》，今天在座嘉宾对待跨境多从境外视角看境内，我相信未来会从境内视角看境外。比如从开放QFII、RQFII到开放QDII、RQDII，我认为保理和供应链金融也会是这样的趋势。

来到前交所之前，我是从事跨境投资，投资标的包括全球的政府公债、公司债、资产证券化商品ABS等，均为对外投资。来到香港后，我主要从事QD及RQFII 方向业务、产业基金由QFLP通道往内投资及由ODI进行跨境并购等。后来投资标的从标准化资产转向非标资产，来到前交所之后，主要进行保理、融资租赁等信贷资产跨境交易。

大家都在讨论行业痛点，可以归因于“钱”。我加入前交所的时候，许多客户表达了两点诉求，第一只要有资金，他们什么资产都有，第二只要资金价格比银行便宜，他们什么资产都可以提供。然而现实中，比银行便宜的资金，比如保险资金存在与跟供应链金融无法匹配的问题，所以这样的诉求在现实交易中很难满足。另外，我在对接外资的过程中，外资对资产规模的要求至少1亿美金，大多数保理公司几个月左右的业务量才能达到1亿美金，所以行业痛点究其根本在于“钱”，但是“钱”要如何对接，是我们一直致力于解决的问题。

其次为什么资金方不敢投，是因为不想、不敢、不能。第一为不想投，其原因在于市场上不断暴雷的负面信息及虚假交易新闻，资金方不想投。第二为不敢投，因为市场上缺乏第三方具有公信力的资产评断机制，所以不敢投。在国内开展保理资产业务过程中，并没有公开公正的评判标准；第三为不能投，很多机构对非标产品投资有限制，不能直接投资非标资产。打破市场现有资产荒的局面，关键在于解决“三个不想”的问题，前交所过去一两年来所做的创新，则是为了解决资金方面对的三个痛点。

第一点不想投，前交所今年发布了“慧鉴”保理云系统，在资产验真部分防范虚假，确保贸易的真实性。保理云系统面向保理公司、供应商及其核心企业使用。保理公司在进行保理业务的过程中，可直接通过前交所的保理云系统，提供符合前交所要求的单据及贸易背景相关资料后，前交所在线上直接审核，审核通过后，即可进行保理融资放款。此外，上传的信息一旦经过双方确认，则无法对信息进行篡改，资产持有到期或转让都可在线上进行，保证了资产在上链之后的真实性。前交所保理云系统可以降低中小保理公司花费在系统上的开发成本及迭代成本。另外我们也可以与保理公司进行系统对接及区块链对接。前交所作为第三方平台，我们致力于与保理公司建立合作共赢的关系。

第二点不敢投。前交所与穆迪合作了穆迪信评，主要服务于保理和供应链资产的定价，资产有了信评自然会对照定价。该资产评级体系不止就资产给出整体评分，还从多个维度给出细化评价，比如底层资产完整性，确权强度等，提供不同维度协助资金方判断资产，以此解决不敢投的问题。

第三点不能投。一些机构无法直接投资非标资产，前交所现在已经获得深交所100亿储价额度，即N+N+N的资产证券化模式。并同步在上交所申请100亿额度，将非标资产转化为标准产品。对于很多资金方而言，投资标准化的产品风险占比低，可投资金量限制少，这就解决资金方不能投非标产品的问题。另外，目前RQFII、QFII已经取消了额度限制，境外资金也可入境投资前交所在深交所及上交所挂牌的ABS。前交所作为跨境交易的试点单位，境外资金方也可以通过前交所的跨境试点通道入境投资。从各方面解决资金不想投、不敢投、不能投的问题。

为什么境外的资金会对境内的供应链资产感兴趣？首先大量离岸人民币是缺少投资标的的，现在离岸人民币体量台湾有3000多亿，香港有6000多亿，香港和日本加起来超过1万亿，都缺乏投资标的。过去比较火热的人民币计价债券规模也有所下降。在台湾，给一般民众的离岸人民币存款利率只有1%到2%。银行获得存款后也缺少投资标的，只能转存到中国银行的台北分行。所以离岸人民币需要寻找直接连接人民币资产的标的，这也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阶段，当境外人民币越来越多，也需要创造人民币产品让离岸人民币可以流动起来，获得更高收益，这样民众持有人民币的意愿就越来越高。

第二点是全球的债券指数逐渐把中国的股票、债券比例提高，外资更多在寻找另类投资标的，包括除股票债券以外的其他境内资产。

第三点是，在同样的风险下外资可以获得更高的报酬。从银行的角度，例如很多外资银行对中国的央企或国企都有授信额度，但买方额度用不完。因为这些央企不会直接向他们提款，这时外资通过购买供应链资产的方式，既可以占用核心企业的额度，又可以获得比直接向核心企业授信融资更高的收益，对于这些境外银行而言就是在相同风险下获得更高收益。另一个角度是基金投资和资产管理的角度，相比资金方投资核心企业到境外发的纯信用债券，同样作为应付方的核心企业对应的非标资产则期限短、收益高，符合外资的投资偏好。

第四个是现在的供应链科技赋能手段远远超出外资的想象。外资对保理公司的筛选标准，科技赋能是最重要的，如果单纯依靠关系或者其他信息渠道的话，外资无法量化、很难评判。另外则是保理公司是否具备处理违约资产的经验及能力，很多外资都会关心保理公司是否经历违约，是否经历了司法诉讼及风控如何应对违约。

那外资对于哪些资产有兴趣？以央企为例，资产价格区间6-7%居多。现在资金方偏好主要分为两种，一种追求低风险，偏好投资央企供应链资产，另一种是追求高收益，偏好投资房地产企业应付款资产。但是处于中间的大型企业数量最多，因此也需要评级公司帮助外资对该类资产进行判断，这也是我们与穆迪合作信评的原因。

前交所的科技赋能蓝图，除了做资产管理外还能提供保理公司的中后台服务，降低保理公司的科技投入，并接入包括税局、中登网等其他平台。另外我们跟科技型保理公司直接系统直连，并跟境外资金方进行区块链对接，我们现在已经跟境外银行对接，未来跨境的交易从资产到中间的验真到资金方全都可链上操作。

未来的机会在哪里？不论是资金方还是资产方最终都会走向区块链的对接。前交所已经创新了供应链N+N+N的ABS及资产外部征信，未来还会探索融资租赁的ABS，还有绿色供应链的ABS。再是区块链进行跨境连接。另外，因为总会遇到违约和不良，目前我们也在推进跨境的不良保理交易。

前交所跟各位共生共存，希望大家可以携手合作，共创未来。

赵永军：

谢谢黄总的精彩演讲。“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融资特点及面临的挑战？开展国际保理资产证券化的难点和未来可能的探索？——邀请中诚信马总发言。

马延辉：

我主要聊两个层面的问题，一个是关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融资特点及面临的挑战，还有就是我们做国际保理资产证券化产品遇到的一些可能障碍及探索。

第一个问题，关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融资特点。首先，还是政策性金融机构先行。进出口银行、国开行等都为相关项目提供了很多资金支持。其次，重点还是集中在基础设施领域。比如雅万高铁、瓜达尔港、中缅油气管线等，在交通运输领域的更多一些。再有，就是央企的作用比较明显。现在基本上央企境外单位已经覆盖了所有“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所以央企的带动作用比较明显，参加了很多投资项目，据不完全统计，应该超过1,600个。此外，就是产业园区作用比较明显。这是有一定中国特色的，我们在沿线国家做了很多园区的开发和建设，现在应该有一百个左右的园区在运行或在建。

另外，我们还是面临一些挑战。一个是总的资金需求较大。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报告，2016-2020年这五年的资金需求大概在10万亿美金以上，此外像社科院和其他机构等也都做过预测，我找了个相对保守的预测，这个体量还是比较大的。

第二是实际的资金来源还较为单一。目前提供资金的主体主要来自于中国境内的一些银行机构，尤其是国有的银行机构，私人资本参与的程度还是比较低的。同时，目前的融资模式比较单一，主要依赖于银行的信贷资金，包括债券融资、PPP模式的运用等还是相对较少的。

第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整体风险相对较高。这里面包括我们经常提到的地缘政治风险、安全风险、恐怖主义的威胁、文化法律层面的风险等，同时有一些沿线国家的债务率比较高，所以债务违约风险也是存在的。

第四，是软环境层面的缺失，包括风险预警机制、债务违约处置和救助机制、投融资工具的创新等，还是存在一定的问题，需要做进一步的改善。

这是我想聊的第一个话题，关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融资特点及面临的挑战。

第二个是关于国际保理资产证券化的探索。

我们2016年开始就跟很多机构探讨进行国际保理资产证券化的尝试，最早是想先做跨境应收账款的证券化尝试，但是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国际保理证券化产品落地。

先回顾下国内的情况，从2015年5月份摩山保理发行第一单产品开启了国内保理证券化的序幕，这四五年的时间国内保理资产证券化发展特别快，当然后来发现主要集中在反向保理、供应链金融资产证券化领域。单从交易所市场来看，2018年发行规模在1,300亿左右，2019年上半年已经达到了1,390亿左右，截至到三季度末，应该有2,265亿左右，所以这个产品在国内发展的还是比较快。

去年全球保理的业务量在2.7万亿欧左右，国际保理占比大概23%，而中国的国际保理占有量只有9%左右，所以跟国际水平相比，还有比较大的增长空间。

回到我们的主题，国际保理与国内保理相比最大的差异在于，其未来能产生现金流的基础资产涉及的债务人主要在境外，因此在做国际保理资产证券化的时候面临很多的挑战。第一，是关于跨境贸易真实性的确认及债务转让有效性的确认。今年国内发生了几起贸易造假的事件，国内尚且如此，涉及到跨境，确认起来就更加困难。第二，是汇率风险。汇率风险在咱们做跨境业务的时候都会遇到，而针对证券化，我们主要是会担心现金流的减少。第三，就是混同风险会进一步加大。因为做境内正向保理证券化产品时，会有收款户、监管户和托管户，做供应链产品时可以直接从收款户到托管户，基本上可以最大限度地缓释混同风险，但是涉及到跨境业务，资金链条会更长，流程会更复杂，所以混同风险会更大。此外，对于国际保理资产的信用评价也存在一定困难。做境内保理会涉及到买方、卖方，可能中间还有个增信主体，一般是两到三个主体，做国际保理会涉及到两个保理商，参与的主体会更多，我们对于主体的信用评价也存在难度。这个难度也包括实际尽调的难度，境内的企业尽调相对容易，涉及到跨境就相对困难，我们做了一些比如熊猫债的产品去境外尽调了，但是证券化的资产包涉及很多资产，每一笔都要尽调确认的话，困难会很大，成本也会很高。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想进一步推进这个产品，个人认为主要得从软环境的层面要做一些提升，比如说财务会计层面、法律层面、信息披露层面以及信用评级层面等。单纯讲评级维度，一方面我们可以跟三大评级机构开展更深入的合作，因为毕竟他们有一百多年的历史，相对境内的评级机构来言，在全球的展业是比较充分的。另外，要推进评级体系和结果的应用。1月份已经放开了境外评级机构在境内展业的渠道，但是面临一个很大问题就是评级标准/评级体系的差异。且不论是不是需要制定全球统一的标准，单纯要解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实际融资困难，怎么样针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探索适合他们国情的标准和体系还是需要去琢磨的。再深入来看，我们甚至可以联合几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评级机构共同设立单独的机构来做。

我们公司针对这几个层面也做了一些探索。穆迪是我们的股东之一，所以我们之间的合作本来就比较密切。2019年7月份，我们闫总在阿斯塔纳提出了构建基于“一带一路”的信用评级联盟的倡议，并且与阿斯塔纳交易所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这个阿斯塔纳交易所是由上交所参与设立的，目前上交所牵头已经找了几家中介机构，可能会在这个交易所专门发行一些人民币债券产品，包括我们也在探讨制定一些国际证券化产品的标准等，这个目前还在摸索过程中，未来慢慢地可能会出一些成果。

我就分享这些。谢谢！

赵永军：

非常感谢马总的发言，他提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多数都是属于发展中国家，用西方部分人士的眼光来看，部分国家的信用评级不高，信用风险较大，开展国际保理业务的关键要素和风险抓手有哪些，下面请金律师发言。

金赛波：

“一带一路”国家主题下关于保理的应收账款转让和融资问题，前一段时间我刚好做了一个项目，我发现的确有一些法律问题值得我们注意，其中一个案例是我的一个客户是通过互联网网络平台来卖中国国际贸易出口商的应收账款。这个国际贸易中的应收帐款下这个是比较纯的O/A（open account赊销）出来的。当然涉及银行供应链的部分稍为复杂，因为涉及到很多产品，但是如果是纯粹的O/A下面的出口商往外卖应收帐款，如果是用国内资金来买简单些，但是如果是用外边的资金进来中国来买，两者之间实际还是有点不一样的。但是如果是出口商把发票和基础交易的信息放到平台上，这样很多外国的金融机构就能够提供资金到这个平台上来买国内出口商的应收帐款，这样一来避免很多程序问题，二来不用再在中国开一个公司来买，纯粹就是线上的买卖交易，会简单很多。据说这个客户的交易量到现在已经做到三四十亿美金了。

我们通过和客户的了解，根据他们的交易流程和交易文本，我捋了一下差不多涉及到12个法律问题。下面简单罗列下给大家参考。

1.首先，我这个客户的交易架构是单保理架构，是通过网络平台转移出售应收账款的消息，会有相关的买家来买，买家当然是来自全球的，这就会产生线上跨境交易中债权转让的确权困难的问题。也许这个基础合同下的外国买家不给你应收帐款债权的受让渡人确认这个债权转让，这当然也是银行实务里面经常碰到的情形。就是债务人死活不给你确认债权人或受让渡人一个债权转让的书面确认。没有确认，只有债权人或受让度人对债务人的通知总是有点不踏实。

2.第二个大的问题是外汇结汇问题。因为应收帐款已经经由网络平台转让给境外债权买家后，会导致下境内企业的外汇收汇路径会跟原来O/A时的收汇的路径不同。因为应收账款的外国买家的外汇如果将转让应收账款的款项汇到国内出口商那里，不但收汇路线就会发生问题，收汇的主体也是不一样的。可能外观局比较关注这个问题，我们问过这个客户也是中行的客户，他们通过中行问外管局，我认为外管局给出的答案是不会令人满意，因为我是研究贸易结算的，知道这个收费路线和主体的不同会有问题。

3.如果基础合同下有条款涉及到应收帐款的禁止转让，在中国法上目前的规定是，这个关于债权转让的禁止条款如果不违反法律，这个转让禁止是有效的。但是据说在有一些国家例如德国，对债权转让的禁止的约定可能是无效的，例如当事人在基础合同里约定了合同债权的转让禁止，但是在该国法律上这个转让禁止的约定是无效的。我最近读英国高院的案例，那个案件中其中一个争执点也是双方在基础合同下已经约定了债权转让的禁止，但是法官花了很大的篇幅来回顾英国法上的先例，最后判决结果好像是该禁止转让的约定是有约束力的。

4.跨境应收帐款转让里面还有一个大的问题是牵涉反恐怖和反洗钱筛查问题。因为是通过网络交易，交易的三方当事人是不见面的，那么这个购买应收帐款的钱是哪里来？就涉及严格的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筛查的问题。、外国外汇进来中国，应收帐款卖给境外当事人，但是我们不了解这个外国当事人，无法进行了解你的客户（KYC），这里面就有巨大的合规风险。这个是目前银行界不敢做这个业务的根本原因。因为这个问题近期解决不了。

5.第五个问题，万一将来这个应收帐款转让的交易将来有纠纷需要打官司，在中国就有一个授权的问题，那个人如何来做授权，这个主体问题不解决，是不行的。

6.第六个问题是所谓基础交易和单据的贸易真实性，甚至境外交易主体的虚假性问题。因为交易的两边相互之间不见面，所以无法保证交易和单据的真实性，例如两边如果在岸公司和离岸公司之间恶化串联出来弄个假交易或假单据在你平台上卖，这是个大问题，这通常也是保理和交易中的通病，这里面还涉及到交易主体的真实性问题。也就是说这个境外的交易主体（例如境外买方）本身就是虚假的，不真实的。则这个交易项下产生的应收账款就是虚假的。

7.再是应收帐款转让的交易一旦发生纠纷，就存在这个转让纠纷将来适用的准据法。在债权转让交易中适用的法律到底约定是适用中国法还是什么其他国家地区的法律。当然第一个原则是当事人约定优先。可能适用中国法会比较麻烦的，因为中国法仍有一系列的管制问题，例如该债权转让的网络交易能不能适用新加坡法，因为毕竟是网络交易，网络平台仅仅涉及发布信息，二交易的主体例如中国国内的出口商可以将其应收帐款出售给新加坡的买家，也并无不可。

8.再来是债权转让的转让通知具体以什么方式怎么发给债务人，因为是网络交易，债权人有个发给债务人的转让通知的方式方法问题。例如是纸质的还是电子的通知，如何通知，在国际保理和应收帐款的转让交易里面实际也是以转让通知来确认债权转让的效果，同时产生优先权和对抗第三人效力问题。

9.债权转让纠纷案件的管辖权问题。可能基础合同下的条款中本身已经就约定有管辖权条款，则一旦应收帐款转让或保理协议下发生纠纷，就会出来一个两个法律关系下的管辖权不一致问题。正如我们在国内保理案件所发生的那样，管辖权问题是程序上的关键。

10.同一个债权的重复转让问题，例如同样的应收帐款债权在线上、在线下被重复转让。

11.如果发生应收帐款涉及的债权人破产情况下，应收帐款收款账户、保证金质押还有转让债权的优先权在不同竞争债权人之间的规则问题。

12.回购和反让渡问题。一旦发生应收帐款转让的回购和反转让问题。实际我一再说过“回购”一词不是国际上的标准用词，国际上的标准用词就是反转让。但是关于反转让诗歌复杂的问题。在跨境交易中会引发一连串的实务和法律问题。

总共有12个问题，这个客户他还是做的线上的，如果发展到线下确认通知和确认，可能会更复杂一些。时间关系我就说这些。

赵永军：

非常感谢金律师，他的发言已经把“一带一路”遇到的很多法律问题点出来了。

SCMO是一家专门从事物流，运输和供应链管理（SCM）的全球领先咨询公司。SCMO在中国市场及全球其他地区是如何布局的，有哪些经验可以分享？——邀请Supply Chain Management Outsource（SCMO）总裁Nicolas de Loisy发言。

Nicolas de Loisy：

我最近出了一本书叫《Transportation and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在这本书里有一个很详细的“一带一路”项目列表，中国和美国在某种程度上是合作把大家推向全球化的，美国就像是个严厉的警察一样，中国想促进其他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用你的人或者我的人都可以，比较灵活。

美国有六个支柱，第一个支柱是全球的贸易掌控，通过WTO，现在美国抓住了贸易战这个工具。第二个是补贴、投资、贷款全球标准的设定；第三点是全球金融，美元是全球货币；第四个是文化，第五是军事能力比其他国家领先20年。第六点是情报信息支柱，比如NSA，可以帮助美国渗透到任何的社交网络。

世界历史发展周期有3000多年，美国只有240年，中国有数千年源远流长的历史，其中有很多起伏的变化，中国有全球治理的经验，因为在明朝时，中国就是世界的引领者。

中国的“一带一路”跟美国那六个支柱不一样，中国的切入点是基础设施建设，就像张女士刚才说到的一样，中国要用的工具是建立六个经济走廊，这六个经济走廊其中四个是战略性的，是跟能源有关的，中亚、俄罗斯、中东、印度尼西亚，还有中巴和孟中、印缅经济走廊来规避马六甲海峡的问题，马六甲海峡控制80%中国油的运输和60%中国的商品贸易。

现在有七个交通模式，海运、陆运、空运、铁路运输、管道运输、电网传输、数字化传输，当今世界在流量方面数字传输是最为重要的，只是很多人都不知道。很多“一带一路”项目都在进行当中，40%多是电路方面的，截至2018年底，有84个国家都发布了“一带一路”项目，这都是完整遵循了六个经济走廊带的国家。

70%的项目覆盖了上面所说的7个交通运输模式， 41%的“一带一路”相关投资都是在全球电网和能源行业上。也就是说中国在很努力地建立一个全球分布的电力网络，所有的电力在世界范围内连接在一起，中国也有这个技术做远距离的电力传输，费电率就很低。

截止2018年底，共有总值1万亿美元的743个“一带一路”项目，还有一些国家签了保密协议的，这些无法统计，所以实际数量还会更高。

“一带一路”是2016年提出的，2018年稍微有些放缓，因为中国现在也在一些新的项目上遇到了问题。一个趋势是越来越多的项目都是以人民币计价的，这是很好的，不然的话那些参与方就必须每个月都在外汇市场上买美元。

现在很多人都在说债务陷阱，我想花一分钟说一下，巴基斯坦和马来西亚当时没有陷入这个陷阱，只是后上台的政府宣传，把这个说成是前一个政府的债务陷阱，因为当时前政府建设资金总量大，所以导致了一些腐败的问题。而斯里兰卡是刚刚结束30年的内战，他们本来想做基础设施建设，但是后来发现还是不行，所以就只能找招商局，招商局也很高兴地承担下了这个任务，他们用新的方式进行协商调节，他们依然是商业性的合同，所以很多项目他们没有公布出来。他们很多项目和合约都是非常前沿的，这也是为什么有非常多的资源和企业愿意投入其中。

我们必须要说，保理现在处于一个非常稳定的时期，特别是到了2019年，Meadows报告显示，所有保理项目的临界值大约是在70%。中国在所有环节中处于最重要的位置，我们希望通过中国连接西方达到平衡，帮助供应链实现最好的生态平衡，不管是快消品还是别的商品销售到其他国家，都希望通过中国中转，这个在以前我们是无法想象的，我们通过中国这个中转点十天就可以完成，所以中国在交通运输上已经实现了超越。

我们在蔬菜上等许多项目上重新构建生态系统，中国已经领先了20年，和中国合作是共襄盛举的举措，中国有其独特的体系，人口特别多，在过去五年时间里，中国就已经占据了超过500亿的份额，占比达到77%。而世界的另外一边仅仅占比23%，占150亿美元的份额，这样的情形还是要基于各国领导重视情况，不管怎么说，总体情况都是良好的。

谢谢大家。

赵永军：

非常感谢Nicolas de Loisy先生的分享，本次论坛到现在结束。